明清以来，苏州地区涌现出很多成就斐然的私人藏书家，如明代的赵琦美、毛晋、钱谦益，清代的钱曾、徐乾学、黄丕烈等。他们要么身居高位，要么富甲一方，拥有雄厚的财力支撑其藏书爱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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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晚期的叶昌炽（1849年—1917年）则是其中独树一帜的存在，其家境贫寒、一生坎坷，但依然取得了不亚于前贤的藏书成就，堪称“清贫藏书家”。

南北朝 杨子华(传)  北齐校书图（局部）

家贫难守书

叶昌炽的人生经历可分为四大阶段，分别为：少年求学期、青年游幕期、京师翰林期、人生暮年期，其一生几乎都与贫穷窘迫相伴。

叶家在苏州世代经商，经济条件原先比较富裕。然而在叶昌炽少年时期（大致在1849年至1869年），苏州遭遇太平军战乱，叶昌炽随家人逃难至南通市如皋县。太平战乱后，昌炽“欲问当时钓游之迹，而父老尽矣”，墙垣倒塌，杂草丛生，故园倾塌，故人尽去，可见太平天国之乱让叶氏家宅、产业被毁，因战而贫，最终家道中落。

其后青年叶昌炽曾花费大量精力在科举备考上，这一时期的叶昌炽主要从事修志、塾师与幕僚三种文人职业，此三份工作本身收入不高，他又以备考科举为主，工作补贴家用为辅，收入必定大打折扣。

在此期间，叶昌炽还参与了《苏州府志》的编撰工作，此段时间的收入没有直接记载。相近时期修订的《新会县志》中记载了修志开支：“支总纂修金八百两正；火烛银二百两正；支分纂修金三百两正；支采访、绘图各先生下乡费用，共银一百二十四两五钱正；支开局至撤局一切杂项，共支银二百六十七两四钱正”。新会县隶属广州，在当时经济发达，几乎可与苏州媲美，因而新会县修志的开支，可做苏州修志开支的参考。叶昌炽在修志的过程中担任采访、绘图等职位，这些职务在修志过程中往往由数人担任，即使叶氏一人独挑大梁，累计不过124两，再平摊到七年的时间里，更是微薄。

修完府志后，叶昌炽开启了外出游幕的生活。他先后在柯逢时、潘祖荫与汪鸣鸾家家中担任过塾师或幕僚，此段时间收入也无明确记载。但清人汪祖辉在《佐治药言》中曾记载：“为童子师，岁修不过数十金，幕脩收入，或数倍焉，或十数倍焉。”

清代底层人士大多会从事塾师职业，竞争激烈，收入较低，汪氏所言的“数十金”实际上是指数十两白银；担任幕僚收入会高一点，比塾师相差几倍甚至几十倍。叶昌炽在潘祖荫、汪鸣鸾家担任幕僚，收入不明。但有一条证据说明其收入恐怕不高：叶母在1886年去世时，叶氏只能通过售卖自己最心爱的书籍，筹集丧葬费用。以叶昌炽一生对书籍的热爱，不到山穷水尽的地步，不会选择卖书。

光绪十五年叶昌炽进士及第，进入翰林院任职，就此开启在北京生活的十数年。他虽已考取进士，但翰林还未正式对其授予官职，属于准官员的范畴，俸禄不多。除此之外，翰林院官员有大量人情开支，又常为维持自己的清正形象，不能接受地方孝敬，因此许多官员常以借贷度日。湖南学子曾国藩，在京城任职翰林，因人情支出常常借钱度日。叶曾二人在京城任职时间相差不远，情况相似，但叶的官职比曾小，收入负担更重。可见这段时间叶昌炽虽考取了进士，但经济状况仍无太大起色。

1902年，叶昌炽被外派到甘肃担任学政，仕途迎来春天。按照同治十三年刊行的《钦定户部则例》所载：“正从三品岁支俸银一佰三十二两，京员俸米六十五石（担），八旗从二品散秩大臣照支三品俸”，除俸禄外还有养廉银，据《清会典》（光绪朝）所记载：“甘肃省道员养廉银各3000两”，叶昌炽的官位在道员之上，养廉银也应当在3000两以上，因此他的年俸应该颇为可观。但此时的清政府，历经了《马关条约》、《辛丑条约》的赔款，银根收紧，能否足额支付官员俸禄值得怀疑。尽管官员除合法收入外，还有其他收入，仅放在明处的“节礼”一项就是合法收入的五倍，更遑论其他，且目前尚未有资料能明确证明叶昌炽清廉自律。但叶昌炽晚年贫病交加，竟因不能支付医药费而售出一生藏书，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鄙人此举三十年精力所聚，弃如敝履，不过忍痛一割，为疗贫计”。通过这次卖书，叶昌炽仅得两千大洋。从叶昌炽晚年卖书的举动，可以从侧面映衬出叶昌炽清正廉洁的高尚品格。

叶昌炽《缘督庐日记》

全才超同侪

中国人藏书历史源远流长，先秦时期就有私人开始藏书，孔子就是其中的代表。那么应该如何定义一个藏书家呢？贫穷的叶昌炽还能被称为藏书家吗？

洪亮吉曾在《北江书话》中，把藏书家的活动分为五类：收藏、校雠、考订、赏鉴和掠贩，前四类是褒义，后一类是贬义，这种分类方式取得了比较高的认可度。

按照洪亮吉的分类，叶昌炽在藏书活动上的成就主要集中在收藏、校雠与考订三项。首先是“收藏”。因家庭拮据，很多价格昂贵的书籍叶昌炽都无法购入囊中。他最常用的化解方式是抄书，几乎贯穿其一生，直至死前仍在赶抄《中兴纲目》。在手抄的过程中，叶昌炽既节省了费用，又加深了对文章的理解。另外一个方法是购买便宜的明清当地人文集，其中以苏州先哲为主。叶昌炽只购买便宜的明清本，而且主要买家乡苏州的刻本，这样既能以有限的资金购买更多书籍，还能节省路费。这种方法启发了很多藏书家，重视乡土文集几乎成为晚清藏书家的共识，如无锡藏书家缪荃孙就曾在《常州先哲遗书正续集》里说：“欲传古人之书，当自乡先辈始……长守松揪，爱护此邦文献”。

其次是“校雠”。校雠亦称“校勘”，指同一本书用不同版本相互核对，逐字逐句地比勘纠错，以期形成最佳版本。书的版本越早错误往往越少，适合作为底本，因此宋元本是校勘方面的必备资料。宋元本书籍太过珍贵，民间甚至有“一页宋书一两金”的说法，潘祖荫还曾庆幸自己以三百两黄金就购得北宋本《公羊春秋何氏注》。叶昌炽缺乏宋元本，他的校勘成就主要在协助他人整理校订上。《缘督庐日记》中记载了相关事迹，如光绪二年，瞿氏兄弟邀请叶昌炽校勘铁琴铜剑楼藏书，他凭一己之力校订补辑《铁琴铜剑楼书目》的史、子部分；光绪十年，叶昌炽应潘祖荫之邀馆于其家，为其校刻《功顺堂丛书》；民国三年，为缪荃孙校核《江苏金石目》。叶昌炽将校勘当成自己一生的事业，临终前还在主持校勘宋本前四史。

第三是“考订”。考订家亦即考据订正经史的专家，常常以出土金石与传统文献相互结合，得到新的结论。金石价格颇为高昂，不是叶昌炽所能承受的。叶氏第一个化解方法就是经常寻访乡野里弄的金石材料，以勤化解之。在编修《苏州府志》时，叶昌炽就经常到田间地头访求各类金石碑版，他的金石资料大部分来自实地考察。其第二个方法是利用他人收藏来学习。叶昌炽的恩师潘祖荫是金石方面的大家，收录了大量金石器。叶昌炽在帮助恩师校勘的过程中，也顺带获取了大量金石资料。他的金石学成就集中反映在《语石》一书中，此书收录了八千多条石刻拓片，是其一生金石资料的汇总。该书不仅通论古代石刻，更初步建构了中国石刻学的理论系统，标志着石刻学成为一个独立学科。

凭借着在藏书、校勘以及考订上的成就，叶昌炽成为晚清藏书家中的殿军，王昶更是在《金石萃编·序》中说道：“凡经史小学、暨于山经地志、丛书别集，皆但当参稽荟萃，校其异同，而审其详略，是非全才末学能与于此。”称赞叶昌炽的博学以及在学术藏书上的成就。

叶昌炽 书札

公心为天下

叶昌炽为何能在经济条件如此窘迫的情况下，依然成为杰出的藏书家呢？这与他的人生经历、成长环境、个人志气都有莫大的关系。

古代文人一向以“三不朽”为人生目标，即“立德、立功、立言”。但是叶昌炽对读书、藏书的喜爱，恐怕还要高于对“三不朽”的追求。他参与了《功顺堂丛书》《滂喜斋丛书》《铁琴铜剑楼宋元本书目》《铁华馆丛书》等书的主要编撰工作，但几乎都没有署名。叶昌炽对此没有任何不满，反而觉得非常开心满足，乐此不疲。因为他在编撰的过程中，阅览了大量的珍藏书籍，开拓了自身的视野，满足了读书爱好。在《藏书纪事诗》序言中，叶昌炽自述“弱冠即喜为流略之学，顾家贫不能得宋元椠，视藏家书目，辄有望洋之叹”。通过帮助别人编撰校勘等方式，叶昌炽接触到很多大藏书家的毕生珍藏。

苏州浓厚的藏书氛围也深深地影响着叶昌炽。明叶盛在《水东日记》载：“苏州自国朝洪武以来，凡斯文盛举，未尝乏人。吾所知洪武壬子简会试士，十八人授编修之职”，苏州文风鼎盛，众多文人名士多喜收藏书籍。叶昌炽出生在苏州，被周围浓厚的藏书氛围所影响，从小就喜欢收集书籍。除此以外苏州有着发达的雕版印刷业，胡应麟说：“凡刻之地有三，吴也、越也、闽也。……其精吴为最，其多闽为最，越皆次之。”精美的雕版印刷为苏州的藏书事业奠定了技术条件。苏州私刻有名可考者有三百五十余家，常熟毛氏汲古阁共刻书六百余种，为中国私家刻书之最。苏州发达的印刷业，为叶昌炽这种收入较低的文人提供了收藏书籍的土壤。

叶昌炽不仅专注于私人藏书，更热衷于公共事业。叶昌炽在青年时期身处贫困却同样有惠及天下学子的志向，在推动私家藏书向公众开放方面做出极大贡献。在《缘督庐日记》中，叶昌炽批评了那些藏书不外借的行为。他晚年将藏书尽售于刘聚卿时，就曾说：“物得所归，亦不必求善价”，他生前收藏的碑拓大部分也辗转归入今上海图书馆。除此以外，叶昌炽积极推动私家藏书楼向公共图书馆转变，私藏变为公藏，各种珍贵典籍有更好的保存条件，学者们也可以一睹为快。在这股热潮下，各地开始举办了多场近代文献展览会，“凡先民手泽之所留，皆民族精神之所寄。”近代文献展览会以文献收集、展览、研究为一体，多方对私家藏书事迹宣扬，既弘扬了传统文化，又提升了民族士气。

作为晚清藏书界的殿军，叶昌炽在藏书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。叶昌炽上承吴中藏书传统，在帮助其他藏书家校勘过程中，积极助力目录学的发展；又受到“西学东渐”的影响，大力推动藏书事业向公众开放，更将自身藏书碑拓转赠给上海图书馆，让公众能够借阅研究。而思想先进的叶昌炽，也为我们勾勒出一位贫穷学子成为藏书大家的人生轨迹。吴斌

本文原发吴文化博物馆，经授权转载

校对 李海慧